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俄、法、德、日、西等语种的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编辑、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主编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围绕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使命进行了座谈。

  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十月》在杂志上开创了“世界文学期刊”专栏,邀请各大语种的知名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撰写文章,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人士介绍各国文学期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这次我们邀请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与来自几个国家的同行,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期刊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指出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期刊的诗学,“这个期刊的诗学基于它自身成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和它思考文学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不同。文学期刊的声音,读者不多,但这个声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刷新它自己的立场,给人带来新的现实,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更新。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的、漠视的情景做斗争。”

  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说:“《客迈拉》一直是作家的期刊,并不是文化作者的期刊。不是新闻杂志,而是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我们不追求短平快的主题,而是致力于文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优质文学。”

  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这个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我特别希望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它的个性、具有它的能量和它的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文学本身是需要个性的,所以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个性,文学就找到了它很突出的侧面。”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指出,“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已经形成传统的正典的序列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区别,主流的大部分人的创作,他们作品拿来以后有一些区别。我们这代办刊人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面对新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如何选择他们?一代又一代新的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创作的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

  《花城》杂志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特别强调了编辑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想象中有一种编辑,这种编辑在我们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我其实把编辑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把编辑行为当成文学批评行为。批评即判断,所以我是把刊物的编辑行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活动。”

  近年来,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文学的印刷和出版,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我们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的读物,以及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对这种网络刊物有所区别。”

  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说:“通过手机,读者可以免费的读到很多内容,作为编辑的我们,做着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这无疑是自寻绝路。”

  对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认为,“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我的理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原有读者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被分解、分流。面对文化多元,读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被分解减少的情况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是自然而然的。”

  《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指出文学期刊在面向年轻作者读者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文学期刊在推年轻人,大量的推这些青年写作者,这里面也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年轻写作者在他还没有成为特别成熟的作家之前就过早在重要期刊发表,而且得那么多奖项,非常不利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但是现在整个期刊行为都在围绕着青年人,在打造自己刊物的未来或者说展现自己刊物的实力,这样一个形态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

  “过去简单记录一下历史进程、记录一些事件、记录一些过程就会引起轰动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信息能把你淹没,让你变得枯燥、乏味,让你疲惫不堪。”《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说表示,“《十月》一直在关注历史进程,但关注里面,那些隐秘的思想和情感,其他的媒体形式或者网络小说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种非常隐秘、你甚至很难察觉、作家也不是很理性的呈现,而是文学化、艺术化的呈现,我们从这种东西里发掘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光是现实主义,只要有新鲜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包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可能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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